第五十八天，夜里十点四十。

二号楼门口那两级台阶旁边有一间小屋。

那间屋是后来搭的，砖砌的，一扇门一扇窗，屋顶是石棉瓦。窗户里亮着灯。

值班室。

陈九斤手里拎着两瓶汽水。

汽水是园区小卖部的，玻璃瓶，橘子味，一瓶两块，记账。

他走到值班室窗口。

窗户是推拉的，开了一半。

里面坐着一个人。五十来岁，瘦，穿一件洗白了的蓝布褂子，正在低头看一张报纸——那报纸不知道是哪一年的，边上都黄了。

“大哥。”

那个人抬起头。

他看见陈九斤，没有说话。

陈九斤把两瓶汽水放在窗台上。

“天热。”

那个人看了一眼那两瓶汽水，又抬头看了他一眼。

他没有伸手。

“你三号楼的。”

“是。”

“你上这儿干什么。”

“路过。”

那个人把报纸翻了一页。

“路过。”他说。

他没有再说别的。

陈九斤站在窗口。

他等了大概十秒。

那个人一直低着头看报纸，一个字也不说。

陈九斤这五十八天在这个园区里，跟很多人说过话。有的人骗他，有的人吓唬他，有的人跟他讨价还价。

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说话。

只要一个人开口，只要他说的那句话自己知道是假的，那半句真的就会在陈九斤脑子里响。

眼前这个人不说话。

他不说话，就什么也没有。

陈九斤在这个窗口前面第一次碰上这件事。

他这三个月靠的那样东西，在一个不开口的人面前，是空的。

他把手从窗台上收回来。

“打搅了。”

他转身走了。

他往西走了两步。

两步。

然后他停下来。

他站在那儿想了三秒。

这三秒里他想的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他一直在等对方开口。

等对方自己说，等对方来骗他。

这三个月，每一次都是这样——蔡三平在楼道里教他四个字，贺明说“我没有”，阮玉兰说“是”，付红英说“我没看过”。

这些人都是自己开的口。

他从来没有想过另外一件事。

他可以让对方非开口不可。

不是逼他说话。

是问一个他必须撒谎才能回答的问题。

一个问题，只要它的真话说不出口，对方就只有两条路——不答，或者编。

不答本身也是答案。

编，那半句就来了。

陈九斤转过身，走回窗口。

那个人抬起头。

“又干什么。”

“问一句闲话。”陈九斤说。

“说。”

“大哥，你昨天几点回的楼。”

值班室里的灯泡吊在屋子中间。

那个人的脸有一半在灯底下。

园区的规矩第一条：非因公不得离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