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远把通知折好，放回口袋。

“他说，三十年了，他把‘教育’两个字写了无数遍，从来没想过写的是什么。看了那篇报道才想起来——他年轻时写在黑板报最上面的那两个字，不是给领导看的，是给自己看的。”

雨越下越密。操场上的积水汇成一道道细细的水流，顺着跑道的坡度往沙坑方向淌。银杏叶子被水冲起来，顺着水流漂，像一艘艘迷你的金船。

“林先生。”周明远转过身，面对林凡。雨水从他花白的发梢滴下来，顺着法令纹的沟壑流进嘴角，他浑然不觉。“三年前你开这所学校的时候，有人说你是疯子。今年夏天你开源药方的时候，有人说你是傻子。三个月前你拒绝旭化成收购的时候，有人说你会死得很难看。但今天——”

他回头看那棵银杏树，树干上的红布条已经被雨打湿了，贴在树皮上，颜色从正红变成了暗红，像凝固的血。

“今天我在城北基地看到那个学员哭的时候，我才明白——你做的所有事，不管是教育、医药、还是今天下午你在董事会上说的‘活下去’，都有一个共通的东西。不是为了赢。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不用输。”

“你在中国教育产业的棋盘上下了一颗子，这颗子叫‘快乐’。我下了二十年，下了一颗子叫‘焦虑’。你的子还很小，我的子曾经很大。但现在——那颗叫‘快乐’的子活了。不是因为它自己有多强，是因为它把旁边的子都盘活了：农民工子弟学校、留守儿童学校、特教学校、产教融合基地——它们本来散落在棋盘各处，各下各的，谁也连不上谁。”

“你连上了。”

周明远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东西，放在林凡手心。

是一颗大白兔奶糖。糖纸是新的，没有皱，正面印着竖耳朵的白兔，背面印着生产日期——2005年12月。

“三个月的债，今天还。”

林凡低头看着掌心的糖。雨水打在糖纸上，聚成细小的水珠，顺着蓝白红条纹的纸面滚下来。

“周总。”

“别再叫我周总了。”周明远忽然笑了，是那种嘴角扯开的、真正的笑，和三个月前在国贸顶楼嚼奶糖时一模一样的笑，“叫我老周。我女儿说的——真正做教育的人不应该叫‘总’。应该叫‘老师’。”

他转身往铁门外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没有回头。

“对了。那个考过电工证的学员，叫赵建国。四十五岁，有一个女儿，和你女儿差不多大，今年上三年级。他跟我说，考完试第一件事不是回家，是去了文具店。买了三十六色的水彩笔，最贵的那种，铁盒子装的。他说他女儿喜欢画画，但一直用的都是十二色的，颜色不够，画树叶的时候只能用草绿，调不出嫩绿。”

“他花了两个月的工资。”

“他说，以后他女儿画树叶的时候，可以有三种绿色。”

周明远推开铁门走出去。雨还在下，他的灰夹克很快融进了梧桐树影和街灯拉长的光影之间，分辨不清。

林凡站在原地。银杏树在他身边沙沙作响，雨滴沿着叶脉汇聚到叶尖，一滴一滴落在他的肩上。

他剥开奶糖放进嘴里。糖很甜，和三个月前那颗一样甜。但这次他没有品出苦味——舌尖上只有奶香和糖霜融化的细腻触感，像小时候第一次吃糖时的味道。

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屏幕上有一条未读消息，是苏晚晴发的，时间是一个小时前。没有文字，只有一张照片——笑笑坐在客厅茶几前，面前摊着一幅新画的画。画上还是树，但这次不是两棵，是很多棵。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树冠连成一片，把半边天都遮住了。树下站着很多人——有个子高的，个子矮的，扎马尾的，光头的。所有人的手都拉在一起，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圈。圆圈中间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字：

“树多了，就不怕风。”

照片的右下角，是苏晚晴露出的半张脸，她对着镜头在笑。

林凡把照片保存，放回口袋。他最后看了一眼那棵银杏树——雨水已经把它洗得发亮，每一根枝桠都在雨幕中发光，像一棵挂满了金色灯泡的圣诞树。

他转身往校门口走。

操场东边的墙角，被移栽到学校角落的那棵小银杏树——从苏家大院带来的幼苗——在雨中轻轻晃了一下。树根旁边的土是新翻的，是昨天劳动课上二年级的孩子们刚松的土。土面上留着几道小小的手指印，深深浅浅，像一行写在大地上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