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下午，林凡坐在笑笑集团总部的会议室里，面前摊着中育集团最新发来的合作框架草案。

八页纸。字间距很密，条款很细，有些地方用红笔标注了修改意见——是陈浩的字，他现在的头衔是“教育板块副总裁”，管着从课程研发到师资培训的一整条业务线。但字还和刚毕业时一样丑，每一个捺都拖得太长，像拖着一条尾巴。

“中育的转型方案执行得比我们预计的快。”陈浩站在白板前，用记号笔在时间轴上画圈，“三个月，三座城市，五个产教融合基地，培训学员一千二百人。学员满意度百分之九十四。企业订单班签约率百分之八十七——也就是说，这些人还没毕业，已经被工厂预定了。”

“问题呢？”林凡问。

“两个。”陈浩在“师资”两个字下面画了三条横线，力道大得把白板压出了凹陷，“第一，能教电工的老师越来越少。现有的这批老工程师都是周明远用私人关系请来的，平均年龄五十三岁。年轻人不愿意干——钱少，事多，不如去教考研数学。”

“第二，”他在“课程”上画了一个叉，“我们的课程设计方**虽然好用，但它毕竟是基于你那个‘超前理念’的框架——项目制学习、跨学科整合、软技能培养。这些东西在笑笑实验学校跑得很好，放到农民工培训里需要大量本土化改造。但我们的人手不够。”

林凡把合作草案翻到最后一页。那里夹着一页手写的信，是周明远的字。信很短，只有七行，每个字都向右倾斜，像被风吹过的稻田：

“林先生：

基地开了三个，学员一千二，评价还行。但我知道这还不够。中国有两点八亿农民工，我这点培训量连零头都不算。

但我发现一件事：以前办培训班，最怕没人报名。现在怕的是另一种东西——怕他们报不起。一个电工证考下来，培训费加考试费要两千八。两千八是什么概念？一个电子厂普工两个月的工资。

我在想，能不能把培训费降到零？政府补贴一部分，企业预付一部分，中育自己贴一部分。但这样，中育的财务报表会很难看。董事们不会同意的。

但我又想——你当年在腾冲把药方开源的时候，也没考虑过财务报表。

所以我想试试。

周明远。”

林凡把信折好，放回文件夹里。他转头看窗外，笑笑实验学校的操场在马路对面清晰可见。银杏树的叶子已经落了大半，剩下的在枝头挂着，被十二月的冷风吹得簌簌发抖。树下有几个孩子在扫地——是三年级的劳动课。他们用竹扫帚把落叶拢成一堆，然后一个小胖子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把叶子一把一把往里塞。

“他在偷学校的树叶。”陈浩也看到了。

“不是偷。是捡。”林凡纠正他，“每年秋天笑笑都会把银杏叶晒干做成书签，新年义卖的时候卖。一片叶子五毛钱，义卖款捐给新苗学校买体育器材。”

陈浩沉默了一会儿，忽然换了个话题：“旭化成那边有动静吗？”

林凡收回目光。三个月前，旭化成制药海外事业部部长田中隆一在杭城待了四天。第一天，他去了笑笑实验学校——不是参观，而是以“家长”身份旁听了一节美术课和一节体育课。那节美术课的内容是画树，体育课的内容是跳绳。他坐在教室最后一排，西装革履，面前摊着一本从传达室借来的听课记录本，一个字都没写。

第二天，他通过恒达地产的法务约了林凡见面。林凡没有去。他派了苏瑾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