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周时期的治国思想是德治，用礼法来协调统治者上层之间的关系，“刑不上大夫”的意思就是说：刑罚一般情况下是不适用于社会上层的。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原有的调节手段已经基本失灵，形势已经发展到必须创新统治理论与手段的时候了。

郑国的子产曾经将郑国的刑法铸在青铜大鼎上，这是我国第一部成文法，标志着法律在调整社会关系方面的功用日益突出了。

春秋时期的孔子提出恢复周礼，用道德礼法来调整社会关系，儒家的学说固然能够缓和日益紧张的社会关系，但绝非万能的，必须有其他手段来弥补儒学的不足。

到了战国时期，一种新的统治学说应运而生，为各国的君主们所欣赏，这就是法家学说。作为一个思想流派，法家的很多代表人物大都身居要职，在治国实践中应用自己的学说，不少人都取得了很大成效。

儒家、道家都是向后看的，认为现在的社会不如古代，大同世界在远古才有，西周的制度比东周时期完美等等，按照这种社会观，历史只能倒退，不能向前。

法家人物不这样认为，以秦国的商鞅为例，商鞅认为社会是向前发展的，治理社会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只要对于国家有利，就可以改变原有的制度。

法家重视发展经济，法家的鼻祖魏国的李悝，讲究发挥土地的最大效力，商鞅用奖励耕种的办法，发展秦国的农业。

如何治国呢？用奖罚的手段。法家认为君主必须掌握好奖罚的手段。魏昭侯有一条破旧的裤子，魏昭侯命人将破裤子收藏起来，魏昭侯身边的一位侍者说：“君王太不仁慈了，不赏赐左右的近臣，反而收藏起来。”

魏昭侯说：“我听说英明的君王不随便一颦一笑，有可颦的事情才颦，有可笑的事情才笑。这条裤子比起一颦一笑更重要，我一定要等到有功的人才赏赐给他。”

有功就奖，有过就罚。西周之前，贵族世袭爵位，时代为官，逐渐失去活力，整个体制日渐保守僵化。法家从人性恶的角度出发，认为人是趋利避害的，用利益来引诱人们来承担责任，用惩罚来制止人们逃避责任。

法家还主张，君主应该大权独揽，防止大权旁落，用郡县制度来取代分封制度，将经济、军事、司法等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一个人手中。

除了大权独揽之外，君主还应该用“权术”来驾驭臣下。法家的这种权术学说是从道家借鉴来的。比如，君主为了试探自己的弟弟有无野心，就故意做出姿态，要让位给弟弟，而不是要传位给儿子，假如君主的弟弟信以为真，那就太天真了，君主哥哥实际上是对弟弟不放心，他在试探弟弟在自己死后，是否愿意甘心做侄子的臣属。

再比如，某位大臣明明已经遭到了君主的猜忌，君主却故意做出宠爱这位大臣的姿态，为他加官进爵，明白君臣之道的大臣就该知道自己该退让了，假如不知进退，那么，大祸迟早会降到头上的。

法家主张君主应该用“权、术、势”来驾驭臣子，这一理论的集大成者叫做韩非，韩非的理论被秦始皇采纳，并得到淋漓尽致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