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所谓的“铸币税”，还可以这样玩。

原来一个国家可以用一堆纸，买遍全世界的商品，买完之后那堆纸还会重新流回自己手里，然后再印更多的纸，再买更多的商品。

无穷无尽，永不停歇。

而他当时看到的那个国家，那个用纸张换取真实财富、用信用购买全世界的国家，正是曾经的大明在十五世纪就曾经做到过的事情的翻版。

只不过，大明用的是宝钞，是丝绸，是瓷器。

而美利坚用的是美元，是国债，是金融工具。

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

都是利用自己的霸权地位，利用自己在他国眼中的信用，用自己的纸换取别人的货。

把别人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真实财富，换成自己轻轻松松印出来的纸。

朱厚照想到这里的时候，手指在椅子扶手上又轻轻叩了一下。

他想起了郑和船队下西洋的那些年，想起了那二十多年里，太宗永乐皇帝同时做的那些事。

永乐皇帝在位二十二年，在这二十二年里，他疏浚了大运河，营建了北京紫禁城，迁都北京。

他五次亲征蒙古，把鞑靼和瓦剌打得服服帖帖。

他占领了安南，在那里设立了交趾布政使司。

他在东北设立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管辖着黑龙江、乌苏里江、乌第河、库页岛那片广袤的土地。

他在西北设立了哈密卫，在西南设立了贵州承宣布政使司。

他对南海地区积极经营，对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政策，他还编撰了《永乐大典》，那部古今第一全书。

一桩桩，一件件，全部都是极其耗钱的大工程。

如果仅仅靠着朝廷征收的那一点点土地赋税，靠着那低得可怜的商税，别说做这些事了，连维持日常的开销都够呛。

那么，永乐皇帝是怎么做到的？

他是怎么在同一段时间内，既迁都又修运河、既亲征蒙古又经营边疆、既编撰《永乐大典》又下西洋的？

答案很简单，因为下西洋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财政来源。

郑和船队每一次出海，带出去的是瓷器、丝绸、茶叶、宝钞，带回来的是香料、珠宝、象牙、珍珠、珍奇异兽、真金白银。

那些香料和珠宝在大明的市场上能卖出极高的价格，那些象牙和珍珠能成为宫廷和贵族争相抢购的奢侈品，那些真金白银可以直接充实国库。

而朝廷付出的成本，不过是那些在大明境内生产成本极低的瓷器和丝绸，以及那些在大明境内几乎一文不值的大明宝钞。

这是一笔极为划算的买卖。

账面上看，朝廷是用瓷器、丝绸和宝钞去换胡椒、香料和珠宝。但实质上，朝廷是用空气去换真金白银。

因为瓷器和丝绸的成本接近于零，而宝钞的成本——在它已经贬值到几乎没有任何购买力的情况下，它的成本同样是零。

零成本的投入，换来巨额财富的回报。

这就是永乐盛世能够同时支撑那么多大工程的根本原因。

不是因为永乐皇帝有什么点石成金的本事，而是因为他找到了一个可以持续不断地从海外往大明输血的方法。

那个方法，就是下西洋。

就是那支庞大的、浩浩荡荡的、一次又一次驶向远方的船队。

就是那些满载着瓷器和丝绸的宝船，以及那些由大明宝钞堆砌起来的、看不见的信用之桥。

朱厚照的手指停住了。

殿内的光线已经移动了一段距离，从窗棂的正中移到了窗棂的侧边，在地面上拖出一道更长的、更斜的光影。

然而永乐皇帝用下西洋支撑起了整个永乐盛世的财政，但仁宗皇帝一登基，就停了郑和下西洋。

朱厚照的记忆里浮现出仁宗皇帝的形象，那个在位只有短短十个月的皇帝，那个被后世称为“仁宗”的人。

仁宗皇帝停了郑和下西洋的理由，在史书上写得很清楚——“下西洋耗费民力，所获不足以偿所费，且远国进贡，多为虚名，实利寡少。”

朱厚照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在天上笑出了声。

不是那种开心的笑，是那种被气笑了的笑。

耗费民力？

郑和船队的水手和工匠，大多是沿海卫所的军户子弟和沿海各港口的熟练船工。

他们原本就是吃这碗饭的，在造船厂里造船、在码头上搬运货物、在海上航行，是他们的本行。

不让他们下西洋，他们依然会做这些事情，只是在为民间走私商贾服务而已。

朝廷组织了正规的下西洋舰队之后，这些水手和工匠反而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有了朝廷的保障和军饷，有了在大明官方的旗帜下航行的安全感。

所以，下西洋如何耗费民力？

所获不足以偿所费？

一个青花白瓷盘在海外价值五百贯，在大明境内生产成本不过几十文。

几千倍的差价，一千倍以上的利润空间。

这叫“不足以偿所费”？

远国进贡，多为虚名，实利寡少？

郑和船队带回来的那些胡椒、香料、象牙、珍珠，在大明的市场上能卖出什么价钱？

那些东西每一船每一船地运回来，每一船每一船地充实着大明的国库。

这叫“实利寡少”？

朱厚照在心里默默地摇了摇头。

他知道那些话不是仁宗皇帝自己想出来的，是有人在仁宗皇帝耳边说的。

那些人是文官。

是那些江南的士绅，是那些靠着海上走私发了大财的士绅家族，是那些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尝够了走私带来的暴利的文官集团。

他们不希望朝廷把下西洋的生意重新夺回去，他们不希望朝廷用自己的船队和官方渠道去和他们争抢海外贸易的利润。

因为一旦朝廷重新掌握了下西洋的航线，一旦朝廷用自己的船队把那些瓷器、丝绸、宝钞运到海外，换回胡椒、香料、珍珠，那么那些靠着走私发了大财的士绅家族就会失去最大的财源。

他们的船队还在海上跑，但他们的货物不再有以前的优势了。

朝廷的船队规模更大、成本更低、航线更稳，他们的走私生意会被挤压得没有生存空间。

所以他们要说服仁宗皇帝停了下西洋，他们要说那些话——“耗费民力”、“所获不足以偿所费”、“实利寡少”。

他们把下西洋描述成一个赔本的买卖，让仁宗皇帝觉得那是浪费国帑的事。

他们用一套看似有理实则荒谬的逻辑，把大明最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掐断了。

仁宗皇帝信了，或者说，他想信。

于是郑和下西洋被停了，那些宝船被闲置在港口里，那些航海图被束之高阁，那些经验丰富的舵手和水手被遣散回家。

然后，宣宗皇帝登基了。

宣宗皇帝比仁宗皇帝清醒得多，他知道下西洋的价值，知道那些宝船和航线的意义。

他重启了下西洋，派郑和的副手王景弘率领船队再次出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