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修完第一辆，试了试闸，推着走了两步，回来，又把工具箱挪了个位置。过了阵，又来一辆掉链子的，他接过去，蹲下，拆链条，用破布擦，擦完对着光看，看完了才装回去。动作不急不慢，像在跟手里的活说话。

陶爱民攥着帆布包的带子，指节发白。他忽然很想走过去，说点什么——说一声谢谢，说一句我后来活过来了，说那年冬天你给我的半个馒头我记了一辈子。可他没动。他怕一开口，自己先站不住；也怕话说出去，惊动了这好好的年月。前世他蜷在棚屋里，半瞎的眼望出去，也是这副身板，只是那时腰已经弯了，腿上裹着石膏，连翻身都要人搭手。眼前这个，拧螺丝不费劲，腰杆直得像根桩。他盯了整整一个下午，把那股想喊一声的冲动，硬压回嗓子眼。有些缘分，不该在还没到时候的时候，被一句唐突的话惊散。这个人现在还不认识他，正经八本地活着，修车，过日子，腿脚利索。这就够了。

巷子里的灯一盏盏亮了，昏黄的光把他和那个人的影子拉长，又叠在一处。他想起公证处那声钢印落下时，自己也是这么站着，不动，等一件事落定。那一回等的是干净，这一回等的，是确认——确认这根桩，扎在了该扎的地方。

天擦黑了，巷口暗下来。他忽然发觉，自己在这儿，站了整整一个下午。

他在巷口的小卖部买了两包烟，最普通的那样，用报纸包了。走过去，轻轻放在那人的工具箱上。

男人抬头看见他，愣了下：“同志，你——“

“您忙着。“陶爱民说，声音平。

他转身就走。刚走出几步，身后传来男人的声音，带着点急：

“哎——同志，你东西掉了。“

陶爱民没回头。他走得飞快，脚步声在巷子里咚咚响，像怕慢一步就停不住。那人还站在原地，弯腰把那两包烟拎起来，看了看他的背影，又低头接着修车了。

出了巷子，他才发觉自己跑了起来。冲到公交站，跳上公交车，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车开动，临江的楼影往后退。他望着窗外，眼皮忽然一热，眼泪直到这时候才敢掉下来，顺着脸颊滑到下巴，滴在帆布包上。

他想起公证处那根三毛的冰棍，想起兜里那三百六十一块，想起父亲那块擦得发亮的工牌。前世他绕了大半生，临了才在棚屋里看清；这一世，他提前站在了那个要弯下腰去的地方。腰弯下去，才能看见地上有多少人，等着被扶一把。

车过汉丰地界，天全黑了。他把脸贴在车窗上，玻璃凉凉的。红旗镇还在前头，爹还在擦那台机床，灶台还冷着。这回，他真回去了——不是去抢什么、显摆什么，是去告诉爹：儿把能绊脚的石头先搬开了，这回，清清爽爽地回来，从最底下，一点点把路走通。

他闭上眼。窗外的万家灯火，一盏一盏，往后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