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照一开始有些意外，但仔细一想，便明白了。
原因其实不复杂，甚至可以说很简单。
第一个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他在位不到两年，但在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做的事情已经足够让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官员重新掂量“劝谏”这两个字的分量。
他从登基之初便抬棺入殿，当众揭发了刘文泰弑君案，将内阁三辅臣刘健、谢迁、李东阳悉数拿下，诛其九族。
他设立了六军都督府，将兵权从文官手中彻底剥离，全国数十万大军尽数听命于皇帝一人。
他抄没了福建全省五千余户、二十余万士绅的家产，主脉处死，旁支流放，田产充公，祠堂夷平。
这些事情，每一件单独拿出来，都足以让一个皇帝在史书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把它们全部做完了。
他的威望，已经不是在朝堂上靠道理和规矩建立起来的，而是在一次次雷霆手段中、在抄家灭族的刀光中、在数十万大军的甲胄声中积累起来的。
那些官员们心里清楚，眼前的这位皇帝，已经不是他们可以用“祖制”两个字来约束的人了。
昔年的太祖洪武皇帝、太宗永乐皇帝，大约也就是这般威势了。
第二个原因，是地理上的便利。
从六部官署到承天宫的距离，并不比从六部官署到紫禁城奉天殿远多少。
承天宫在西苑太液池西南岸，紧邻着皇城西侧，六部官署在皇城正南，中间隔着几道街巷，但路程不过两刻钟的工夫。
官员们早起上朝，从前去奉天殿要走多久，如今去承天殿也差不多，脚程上没有太大差别。
既然路程没有变长，时间没有多花，那在哪座宫殿上朝，对于他们来说差别并不大。
一座是紫禁城里的奉天殿，一座是西苑里的承天殿，都是皇家的宫殿，都是皇帝御座所在的地方，何必为了这种细枝末节去得罪一个已经威加海内的皇帝？
第三个原因，是朱厚照自己在搬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把话说清楚了。
他在通知里写得明明白白——日常视朝、批阅奏章、接见臣工、整军练武，在承天宫办。大朝贺、元旦朝贺、冬至朝贺、万寿节朝贺，仍御紫禁城奉天殿。
两处宫殿，两种功能，两套体系，互不冲突，互不干扰。这不是要放弃紫禁城，不是要抛弃祖宗基业，只是把日常办公起居从紫禁城搬出来，搬到一个他认为更安全、更方便的地方去。
那些礼仪性质的、需要满朝文武参加的大典，还是在紫禁城奉天殿办，一点没少。
官员们算了一下，觉得这个安排可以接受。
皇帝不是不要祖宗的宫殿了，只是不住在里面了，但还是会在里面举行大典，皇家的体统没有丢，祖宗的规矩没有废，那还有什么好反对的？
这三个原因叠加在一起，便形成了朱厚照预期中的“可能会有人劝谏”最终没有发生的局面。
所有的官员，从六部尚书到最末流的给事中，都默契地保持了沉默。
没有人递折子，没有人上书，没有人引经据典地说“陛下此举不妥”。
通政院的案头上，关于承天宫的奏章堆积为零。
朱厚照知道这件事之后，只是在承天殿的御座上坐了一会儿，嘴角微微翘了一下，没有多说什么。
他不需要多说什么，因为那些官员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表态——他们接受了，或者说，他们不敢不接受。
但朱厚照并没有因为没有人劝谏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他心里很清楚，承天宫是一座安全的宫殿，禁军都督府的大营就在旁边，锦衣卫的岗哨布满了每一个角落，这里的宫女内侍都是经过四重核查之后才放进来的人。
但安全归安全，皇权的根基从来不在宫殿的围墙有多高，而在军队的刀锋有多利。
所以他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每隔六天，便去巡视一趟禁军都督府和中央都督府的军营。
这条规矩从他还在禁军都督府住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执行了，那时候他住在营房里，每天都能看到将士们操练、听到将士们喊杀，对军队的情况了如指掌。
如今搬到了承天宫，离禁军都督府不过一墙之隔，他依然不愿意因为换了住处就放松对军队的关注。
十一月初九，是他搬入承天宫后的第一个巡视日。
那天清晨，天还没完全亮透，承天宫的侧门便打开了。
朱厚照穿着一身银白色的劲装，外面罩着一件玄色的披风，腰间挂着一柄长剑，骑着他那匹通体雪白的战马，从侧门缓缓而出。
他的身后只跟着几名贴身侍卫，没有仪仗，没有旗帜，甚至没有提前通知任何人。
从承天宫到禁军都督府的营地，步行不过一炷香的工夫，骑马转瞬即至。
他在营门口勒住马缰，翻身下马，将缰绳递给迎上来的侍卫，然后大步走进了营区。
营区里的将士们正在晨操，校场上，数千人列成方阵，长枪如林，刀剑如雪，喊杀声此起彼伏，在清晨的冷空气中回荡。
朱厚照没有惊动任何人，也没有让人通报，只是沿着校场边缘的甬道慢慢地走着，一边走一边看。
他看到前排的士卒正在练习刺杀动作，枪尖刺出时带着风声，收回时干脆利落。
他看到后排的弓箭手正在拉弓，弓弦绷紧的声音此起彼伏，像是有无数只蜜蜂在空气中振动着翅膀。
他看了约莫半个时辰，然后转身走向了营区深处的将帅营房。
禁军都督张永已经闻讯赶来了，他穿着一身半旧的铠甲，显然是在操练中途接到消息后匆匆赶来的。
他在营房门口迎住朱厚照，单膝跪下，抱拳行礼，声音因为跑得急而微微有些喘：“陛下，您怎么亲自来了？臣应该提前去承天宫迎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