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伍排得很长。从第一附属中学的校门口，一直延伸到几条街之外。有穿着崭新布鞋的华人孩子，有光着脚丫的天竺孩子，有穿着洗得发白旧衣服的缅甸孩子，也有背着新书包的马来孩子。他们的父母站在他们身边，手里捏着入学通知书，脸上带着同样一种表情——那种混合着紧张、期待和不安的表情。

张婶站在队伍的中段，手里紧紧攥着儿子的手。她是两年前从云南逃难过来的，丈夫在逃难路上病死了，她一个人带着儿子拉扯到现在。她在总部的一家纺织厂里做工，每个月挣三十多块川票，虽然日子比在老家好了许多，但依然过得紧巴巴的。儿子今年十三岁，正是该读书的年纪，但以前在老家，读书是地主家孩子的事，像他们这种逃荒来的，能吃饱饭就不错了。

“娘，我的手疼。”儿子抬起头，小声说。

张婶这才松开手，发现儿子的手背上已经被她攥出了几个红印。她赶紧揉了揉，有些愧疚地笑了笑：“对不起，娘太紧张了。”

“娘，我们真的要上学了吗？”儿子的眼睛在晨光中亮晶晶的，“我听说学校里有课本，有老师，还有午饭吃。”

“嗯。”张婶蹲下来，替儿子整了整衣领，把那条有点歪的布带子重新系好，“你运气好，抽签抽到了。多少人想来都来不了呢。你可得好好学，不能给娘丢人。”

“嗯！”儿子用力地点了点头。

她旁边站着一个天竺女人，怀里抱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另一只手牵着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女人穿着一件颜色暗淡的纱丽，但洗得很干净，边缘有些磨损，露出细密的线头。她的脸上有一种朴素的、不太会表达的表情，嘴唇微微抿着，眼睛一直盯着学校的大门，像在等待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打开。

男孩穿着一件对他来说略大的白色衬衫，袖子挽了好几圈，露出手腕上细细的骨头。他紧紧挨着母亲站着，一只脚不自觉地踢着地上的小石子，既紧张又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陌生面孔和陌生的语言。

“妈妈，”男孩用天竺语轻声说，“他们会说我们的语言吗？”

母亲摇了摇头。“不会。从今天起，你要学说他们的语言。那些老师会教你，你要好好学。”

男孩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我怕我学不会。”

母亲蹲下身来，双手扶住男孩瘦小的肩膀，眼睛直视着他。“不怕。你怕的时候，就想想爸爸是怎么死的。他是为了让我们能过上好日子才死的。你好不容易能上学，不能怕。”

男孩的嘴唇抿得更紧了，用力地点了点头。他知道爸爸是怎么死的——那年他们还在故乡的小村庄里，一伙地主的打手闯进他们家，说是拖欠了租子，要拉走他们家最后的一头牛。他父亲争辩了几句，就被打断了腿，扔在了村口的土路上。伤口感染，拖了半个月就走了，走的时候嘴里还在念叨着“你们要活下去……要走出去……”

母亲没有再说什么。她只是攥着儿子的手，和所有人一样，朝学校的方向静静张望着，像一群等待黎明的人。

队伍前面传来一阵骚动。

一个穿着灰色军装的军官走了出来，站在校门口的台阶上。他个子不高，但站得很直，腰杆像一根铁打的旗杆。他的手里拿着一个铁皮喇叭，清了清嗓子，声音洪亮地传遍了整条街。

“你们所有人都注意了！”军官的声音在清晨的空气里格外清晰，“不能插队，不能拥挤，不能辱骂，不能歧视！否则直接取消资格！”

队伍里安静了片刻。所有人都竖着耳朵听。